北京，稳健型投资者马梅，在客户经理推荐下，花110万购买了一直理财基金，3年后亏损48万，马梅认为银行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，将其诉至法院，要求赔偿己方全部损失，一审判决一分不赔，马梅不服并上诉，最终，二审这么判！

马梅（化名，1963年生）今年50多岁，家住北京西城区,老公是个生意人，平时给她的零花钱不少，多年下来她手头积攒下不少闲钱，逐渐养成到银行购买基金理财的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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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她也在理财上斩获颇丰，马梅曾于2013年5月，花71万元巨资，通过银行购买过一款高风险理财产品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产品赎回收到73.32万元，相对于定期存款利息，这样的收益让她颇感满意。

但万万没想到，很快她就折戟沉沙，在一次购买基金上吃了大亏，不到3年时间，亏损将近50万，马梅欲哭无泪，将责任全推到银行身上，向银行方索赔全部损失。

双方协商无果后，马梅一纸诉状，将银行诉至法院，一二审判决却大相径庭，那么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2015年4月，马梅再次到银行办理业务，准备购买一直基金进行理财，根据理财经理推荐，她花费110万元，从某银行北京分行（下称：北京分行）认购一支股票型基金。

可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斥巨资购买的基金，却让她的投资生涯遭遇滑铁卢，3年时间里，这只基金不涨反跌，面对持续缩水的账户，马梅心急如焚、寝食难安。

最终，无法忍受的她，于2018年4月赎回该基金，收到赎回款61.32万元，也就是说，花110万元投资基金3年，马梅不仅一分没赚，还倒亏48.68万元，亏损率高达44.25%。

虽说理财自负盈亏，马梅在购买这款基金前，也和银行签署了相关协议，可面对只剩61万的赎回款，马梅还是无法接受，于是决定找银行讨个公道。

马梅认为，自己的投资评级是稳健型，而这只基金评级是高风险，银行在推荐产品时，与自己的投资评级不匹配，因此银行方面应对己方亏损负责，必须全额赔偿48.68万元。

银行却有不同看法，对于基金评级是高风险，银行也表示认可，但银行方认为，马梅作为一个精神正常的自然人，对自身的投资行为，应有一定认知，需对自身行为负责，故银行无需赔偿。

双方协商不下，马梅诉诸法院，想要讨回公道，一审法院审理后，判决驳回马梅诉讼请求，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，马梅不服，继续提起上诉，近期二审作出判决。

和一审相比，二审判决大相径庭！

理财领域的一般原则是“卖者尽责、买者自负”，这句话有2层意思：一是销售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，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，否则需为此承担法律责任；二是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，在购买前要自己了解清楚情况，并对自己的投资盈亏负责。

注意，金融机构不负责的前提是，其已经尽到自身职责，而它的各项职责中，最重要的就是风险提示和告知义务，本案中的核心争议即在于此。

二审中，马梅还是一样的主张——银行没有向她充分介绍案涉基金的主要内容，没有充分履行风险告知义务，将高风险理财产品推荐给不适格投资者。

据此，马梅主张，银行应返还全部损失48.68万元，并支付相应利息。

而银行方面认为，自己已经尽到职责，并且马梅还签署有一份申请书，尾部十分清晰的写着：本人已详细阅读合同、说明书及背面风险提示，接受相关内容，了解并承担投资风险，自愿申请办理资管业务。

那么，二审会怎么判？

1.首先，在风险等级与投资者评级匹配上。

2012年4月至2017年2月，马梅的风险评估测试结果显示，其投资能力逐渐由稳健型变更为平衡型，投资该基金期间，马梅的投资能力为稳健型，这点有该行2015年3月的一份客户适合度调查结果为证。

而该款基金产品为较高风险、较高收益产品，这点在说明书上有体现，涉案银行也认可产品属于高风险，根据规定，稳健型投资者只能投资中低风险产品，据此马梅投资评级与风险评级不匹配。

2.不匹配的责任由谁承担？

银行提供过一份申请书，上面有马梅本人签字，并且尾部一栏有特别加黑，但这类申请书属于格式条款，效力问题应根据《民法典》第496条进行认定。

第486条规定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，若没有尽到义务，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，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。

据此，二审法院认为，申请书中没有涉及“超出本人风险承受能力风险自担”的特别说明，银行方面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。

综上，二审法院认为，银行未完全履行适当性义务和告知说明义务，对于马梅的损失具有一定责任；而马梅自己作为投资者，也需为自身盈亏担责，最终二审法院判决：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北京分行赔偿马梅投资损失30万元。

至此，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投资纠纷案告一段落，一二审判决天差地别，也给我们带来极大启示，作为投资者自身，需要量力而行、谨防风险；而金融机构，不仅要全面履责，还要合理尽责，否则需为此付出代价。

对此，你怎么看？你认为银行是否需要赔偿30万？